为什么中国人和歪果仁互相理解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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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人和歪果仁互相理解那么难?
    发布日期:2021-10-19 15:12    点击次数:141

    大家普遍都知道东西方文化差异比较大,西方个人主义强烈,东方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东方人希望求同存异,找到一条破解矛盾的中庸之道。而西方人则更多地是Think different,喜欢二元论,凡事要分对错。我们认为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某些西方国家则要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国家间的划分。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仅仅从自己的好恶出发,用自己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来简单地评判东西方的话,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差。还是要了解事物的底层原因。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里程碑式的政治学著作《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几乎是准确地预言了“911”事件的发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是根本性的冲突。美国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理查德尼斯贝特也写了一本书,叫《思维版图》,他是通过一些社会心理实验来说明东西方认知模式的差异。

    青草、公鸡、牛

    尼斯贝特曾经做过一个心理测验。给受试儿童看三幅图画,分别是青草、公鸡、牛。然后要求受试者把这三幅图分为两类。大部分中国儿童把青草和牛归为一类,把公鸡放在另一类。大部分美国儿童把牛和公鸡归为一类,把青草放在另一类。

    为什么?因为中国儿童习惯按照事物之间的关系划分事物的类别,而美国儿童则习惯于把事物归入到它们作为“实体”各自所属的范畴里面去。按照关系,牛吃草,所以,牛和草被视为一个类别。按照范畴,牛和鸡都是动物,而草是植物。

    2. 熊猫、猴子、香蕉

    尼斯贝特后来又做了一个实验,这次是针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让他们指出上述三项最接近的两项。结果,美国学生更多地把猴子和熊猫视为同类,而中国学生则更倾向于把猴子和香蕉视为更接近的事物。东西方的思维不同可见一斑。很多研究结果也都证明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思维过程在本质上确实存在巨大差异。

    3. 名词和动词

    发展心理学家安妮费尔南德和牧野裕美两人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她们走进日本和美国的家庭中,这些家里有6个月、12个月或19个月大的婴儿。她们让母亲把原来的玩具拿开,然后介绍了几种她们带来的玩具---玩具小狗、小猪、小汽车和卡车。她们让这些母亲像平时一样给婴儿玩这些玩具。

    她们发现了这些母亲的巨大差异。

    美国母亲使用物体的名字(“小猪”、“小狗”)的次数是日本母亲的两倍。而日本母亲教婴儿礼貌规范的社会惯例(比如移情、问候)是美国母亲的两倍。美国母亲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小汽车,看到那个小汽车了吗?它的轮子很好玩。”日本的母亲可能会说:“看这儿,这是一个呜呜呜。我把它给你,现在你把这个给我。对,谢谢!”

    美国的孩子学习的是一个主要由物体构成的世界,日本的小孩子学习的是一个主要由各种关系构成的世界。

    动词在东亚的语言中比在英语和许多其他欧洲语言中突出。汉语、日语、韩语中的动词倾向于在句首或句尾出现,句首和句尾都是位置相对突出的地方。在英语中,动词藏在句中比较普遍。

    题外话:在中国唐朝时,中国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东渡到日本,对日本人的文化和思维带去了全方位的影响,禅宗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无差别心,超越二元对立和矛盾。这也是导致日本人看事物角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4. 语词和语境

    英语和其它的欧洲语言中的属名词(也就是类的名称)常常有句法标记。当话题转向水禽的时候,你可以说“a duck”、“the duck”、“the ducks”或者“ducks”。最后这个词是属名词,句法表示出了这个意思。通常情况下,你必须表明你在说的是一个物体还是一类物体,虽然有时候上下文可以表明这一点。

    但是在汉语中,上下文和用语习惯是听话者理解的唯一线索。

    比如,一只鸭子出现了,它摇摇摆摆穿过池塘觅食。这句话就表明人们在谈论的是“the duck”而不是“a duck”、“the ducks”或“ducks”。实际上,在汉语中没法说明“squirrels eat nuts”和“this squirrels is eating the nut”这两个句子之间的差别。只有语境才能提供这一信息。

    讲英语的人从语言标记本身就可以知道谈论的是一个范畴还是一个个体。东亚的语言是高度语境化的。比较突出的就是一词多义。因此要想理解这些词就要了解句子的语境。

    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老师教他“东西”一词的含义。

    老师说:“东西通常用来指物,不用来指人。”请大家造句。

    留学生说:“老师,您不是东西。”

    老师说:“不行,这是骂人的话。东西有时也是指人。”

    留学生:“那老师,您是东西。”

    老师:“这也是骂人的话,不能说。”

    留学生懵了:“东西这东西,真是个怪东西。”

    所以,外国人,学中文,真是很头大。

    英语单词相对来说意义就比较明显,另外讲英语的人也很注重使每个词每个句子尽可能少地依赖语境。西方语言使人们专注于与背景相对的物体。这也从某个角度说明西方人能够建立很多高度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经济学去除掉了很多复杂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它假设人人都是理性做决策的。但是这种不考虑复杂因素的理论模型,在现实中应用,风险是很大的。

    大卫休谟就说:理性是冲动的产物。直接说吧,在大部分时候,人做决定都是冲动的,根本不可能完全理性。最近大家都很热衷学习各种思维模型,加上查理芒格大师的推崇,就火起来了。但是要小心,高度抽象化的思维模型往往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简化。很可能会漏掉一些不起眼,但可能很关键的因素。

    世界的复杂,远远不是几个简单模型能够完全解释得了的。

    5. 主语突出和主题突出

    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即便是“下雨了(It is raining)”这样的句子中也必须有主语。相反,汉语、日语、韩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句子都有位置,特别是第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现在的话题:“这个地方,滑雪不错”(This place,skiing is good)。在看了水下的景象之后,美国人会这样描述:“有一条大鱼,可能是蛙鱼,向左边游去了”。而日本人会首先建立一个背景:“看起来像一个鱼塘”。

    6. 物体归纳

    另外两个心理学家苏珊?戈尔曼和特维拉?塔迪菲对讲英语的母亲和讲中国普通话的母亲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很多环境里,讲英语的母亲普遍使用更多地表明种类的词。

    有直接证据表明东方的小孩在学习如何对物体进行归纳这方面比西方的小孩晚一点。心理学家对讲韩语、法语和英语的小孩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在这些小孩一岁半时就开始进行了。发现讲韩语的小孩在给物体命名和归类方面的能力的发展晚于讲英语和法语的小孩。他们给孩子4个同一种类的物体和4个不同种类的物体,比如四个扁平的。黄色的、长方形物体和4个小人儿。然后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也就是用某种方式把这些物体有意义地组合到一块儿。

    结果是:讲法语和讲英语的刚学步的婴儿大约在同样的年龄掌握了这种方法---目的和归类的能力。韩国初学走路的婴儿几乎是在掌握了方法---归类这种能力3个月之后才学会归类。

    7. 物体范畴和相互作用

    古希腊人喜欢范畴,并以此作为发现规则和运用规则的基础。他们也相信世界的稳定性,他们从固定的属性和性格方面来理解自然和社会。古代的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认为自然和物体的运动是源于物体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并非不相关,古代中国人的这些认识也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东方人从来没有兴趣去讨论抽象的属性,似乎这些属性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不是某个物体的特征。

    最重要的是,对于东方人来说物体的特性并不一定是稳定不变的。

    在西方,一个小孩如果数学学得很差,他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数学能力或者被认为是“丧失了学习能力”。而在东方,这样的小孩就会被认为是需要努力学习,或者是老师应该抓紧一点,或者是学习的环境应该改变一下。

    的确,西方的中学从初中开始就让学生自己选课,除了基础的必修课之外,其它的都是自己选,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特长去发展。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班级这一说。

    这点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课堂教室里的学生是固定不变的,老师在不同班级走动,而美国的课堂教室是属于老师的,老师不动,学生则在不同班级里跑动。所以,你经常看到在同一个老师的课堂上,美国的孩子有九年级的,有十年级的,有十一年级的。

    孰优孰劣,这里不做评判。

    8. 杂志广告

    市场营销专家对美国和韩国大众新闻杂志以及女性杂志中的广告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的广告强调个人利益和偏好(“让你独领风骚、充满喜悦”)韩国的广告则更强调群体的利益和偏好(“我们可以使大家的关系更加紧密”)总之,具有个体主义色彩的广告对美国人比较有效,而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广告对韩国人比较有效。

    9. 如何看待公司?

    公司是一个旨在有效发挥功能,完成任务的体制,在机器和其它设备的帮助下,人们被雇来发挥这些功能,因所完成的任务而得到报酬。

    公司是一群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人与其他人和组织有社会联系,公司的运作就靠这些关系。

    75%的美国人选择了第一个定义;50%以上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也选择了这一定义;东方国家的公司,则更多地选择了第二个定义。

    看到这,你就要明白,在中国的企业做企业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教科书,否则会出问题。

    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人更多地是从各种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而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可以归入各个范畴的静止物体来看这个世界。

    思维差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中国人没有发明逻辑,他们发明了辩证法。

    辩证思维某种意义上是逻辑思维的反面,辩证思维不是寻求脱离背景而是在适当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包含在有意义的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当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不断重组。孤立地思考一个物体或事件,把抽象的规则运用到这些物体或事件当中,就会走极端。

    有趣的是,《思维版图》这本书里还特别引述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话:“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相互对立,一面又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

    估计这段话,西方人也很难深刻理解。

    不同的经济力量维持着不同的社会结构,而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不同的教育方式会使人们对世界产生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世界观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不同关注点和社会实践,不同的世界观也会加强感知和推理过程的差异——这又会强化各自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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